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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，在课堂上，他也不再是一个意气飞扬口若悬河的年青骨干教师了。有好几回，他忘了带齐学生的本子，或是拿错了书，打了铃之后再忙忙地跑回办公室拿，他撮着头，有气无力地批着作业，大团大团的红墨水滴零滴落地涂在学生本子上，党课也不去听了。生病以前，他差不多要入党了。

江淑苇想了许久许久，有一天她私底下对他说：要是你还想娶我，就快点好起来吧。

几乎在这话出口的一瞬间，江淑苇就后悔了。

可是林育森说：“你不必把自己当作一种牺牲，真的，现在我这样子，跟你是没有关系的。我只是身体不好，只是身体不好。”

江淑苇听见自己说：“不是牺牲。是我想这样。”

江淑苇与林育森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
她跟他有过两次约会，两个人隔了一肘的距离，做贼似地小心地在街上，捡那最暗处，并排走着。

大冬天，冷得不得了。淑苇的手指头在五指的毛线薄手套里全冻木了，她心里头总转着些不相干的念头，比如，手套还是一把抓的好，像小时候戴的，絮了厚棉花的那种，怕丢了，一根扁松紧带系了挂在脖子上。

有时，他会很小心地飞快地拉一拉她的手，然后再飞快地把手缩回去，那种触碰不象是触碰，倒象是有什么东西，比如，昆虫，飞了过来，在她的手上叮了一下又飞走了。

后来他胆子大了一点，拉她手的时间长了，甚至还有了一点点抚摸。

在最黑的地方在最黑的时候，她由得他那样做，不拒绝。

她觉得黑暗是个好东西，总让她觉得身边的那个，是佑书。

一九六二年过了端午，人们总算脱掉了棉衣的时候，林育森正式提出结婚的请求。

江淑苇答应了。

结婚前的晚上下了雨，江淑苇终于又看见了沈佑书。

佑书站在她窗外的雨地里。

剪了极短的头发，几乎贴着头发，眉眼太清晰，太清晰了。

他还是孩子的模样，淑苇觉得他现在象自己的弟弟。

她惊喜万状，扑在玻璃上，喊他：佑书佑书，你进来。外头雨多大，我给你开门去。

她看见佑书在雨里摇头，风带着雨扫在他脸上头上，使得他眯起眼睛来。

她看见他张张嘴，她听不见他的声音，看那口形是：再见。

她哗地打开窗，伸了手出去，在冷雨里抓挠：佑书，佑书！你来，你来！

佑书没有来。

第二天，天睛了。

天好得有点过份，简直看不出前一天晚上下了那样大的雨。

林育森来接江淑苇，穿了件新的深蓝的中山装，套在棉袄外头，蜡了头发。

江淑苇穿了件新的外罩褂，暗红色小黑圆点子，张妈新做的。

他们一起对着对着主席像鞠了躬，对着张妈和佑书妈妈鞠了躬，育宝嘴里咯咯地嚼着水果糖，低着头，努力地剥着手里的另一颗糖，那糖纸粘在糖上，很难剥。

淑苇说：“育宝，我走了。你乖。”

育宝就抬起头，大睁了睛看她一会儿，跟着她跑，一路叫：“姐，姐。”

江淑苇跟着林育森一路走到他家里去。

这一年江淑苇整二十八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