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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“何以得人心”这个问题，6四曾高谈阔论一番，说要将富者之地分于贫者，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，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，如此贫者必踊跃支持淮军。
郑元勋的回答就同徐标奏对崇祯差不多，直言江淮及中原乃至西北诸省，已然地多人少，千里未有农耕，大量良田抛荒，贫民若种地何须分地？
郑之言让6四止语，细细想来果是在明末没有“分田地打土豪”的土壤，概因如郑所说，千亩地有，千亩地上却未必有一人。
如此条件，你6四搞什么分田地，不是脱裤子放屁，又犯了教条主义么。
扬州及江南这边，更是没有这个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壤，却不是没人，而是江南、扬州的土地大多种植经济作物。
尤其是苏松常一带几乎遍地家庭式的手工作坊，江南人民早已从农民转变为原始形态的工人，他们的“工钱”已然能保证一家温饱，甚至还很富裕，如此要他们放弃较高的收入去种地，简直就是一夜回到“解放”前。
自古以来，“不种地”才是人民追求的幸福生活。
6四真要在这种地区搞什么分田地，恐怕他就是那个要被人民推翻的反动政权。
至少在崇祯十年以后，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分田地打土豪的土壤。后世这个土壤之所以肥沃，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地少。
现在，是地多人少。
所以打那回之后，6四再也不提什么分田的荒谬想法了，清乡所得的地主士绅田地，都是采取卖或出租这一形式“变现”。
就这，还有很多农民不敢买，不敢租，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个大顺长不了。
针对这种情况，6四采取的是“半强迫”方式，就是强租或强卖给这些农民，并且都是以极低的价格，通过乡村公所的建立减少原先地主士绅“包乡”产生的大量中介费用——杂税，使得农民们把账一算就现自己实际是非常划算的，那么他们的抵触心理就会减少。
最重要的是，这是“贼军”强迫他们租买，所以将来就算是官军打回来，他们也不算是“从贼”，大不了将土地交回去就是。
这种心态才是人的正常心理，6四对此也很认可，因为只要淮军能够不断的壮大，地盘不断的增多，农民的那种“讨便宜”的心态就会慢慢稳固，从而转变为支持政权的动力。
不管革命还是造反，都要实事求是。
没有调查就没有言权。
历史早就证明了教条主义要不得。
十几年的战乱和外敌入侵，明朝北方人口最少下降了一半，这才有了徐标所言“鸡犬无声，未遇一耕者”，而这位保定巡抚看到的还仅仅是一小部分。
徐大绥也姓徐，但和徐标没有关系，他原先驻扎的临淮地区就是徐标所说的“即有完城，仅余四壁，蓬蒿满径”。
穷的实在是没办法，徐大绥才不情愿的带兵来了淮安，因为他要不来的话，凤阳总督马士英就有可能断他的军饷。
来淮安后，一开始徐大绥也很卖力，想着淮安是漕运重地，城中肯定富得流油，要是攻进去必能大捞特捞一把。
所以，在最开始的几天，徐部猛攻淮安北门，一度就要破城，可惜最后还是被城内的“贼兵”给打退了，折损了好几百人。
打这之后，徐大绥就没了卖力的想法，倒不是城内的反贼顽抗有多激烈，而是围城的几家兵马除了他比较出力外，其他的都明显在保存实力，非不得已才派些炮灰上去打一下，应付了事。
徐大绥有点想不通，大家伙既然是来平贼的，贼人又被困在城中，那就一起出力破城就是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有意思么？
很快，徐大绥就知道这帮子人为何在淮安不肯出力了，因为北面的顺军打过来了。
“这是怕把兵打光了卖不了好价钱！”
徐大绥愤愤不平，更叫他恼火的是漕院答应供给的粮食老是“断顿”，每一次都要他派人去安东吵闹后才给送一些过来。
漕院那也有苦衷，说是北边的海州、徐州已无粮可调，南边的扬州又沦为贼人之手，眼下能够筹粮的州县不足一个巴掌，大军围城又日久，每日消耗都是巨资，百姓负担已是极重。
言下之意是你们这帮客军赶紧攻城，要不然再拖下去怕是连粮草都供应不上。
“是他们不肯出力，又不是老子我偷懒！”
徐大绥气不平，部下也是怨声载道，都说金声桓的兵到处抢劫，过得无比滋润，凭什么他们就要在这城下喝西北风。那么一大帮子人在这盯着，真就是破了城，又能落多少羹到他们手上。
参将赵得高骂道：“花马刘的兵比闯贼还不像话，总督那边不还是好吃好喝供着，好话说着，咱们就是后娘养的！”
一提到刘良佐，徐大绥更是恨的牙痒，那王八蛋真不是个东西，连个官兵的衣服都不要了，所过之处毁家破舍，那坏事干得他徐大绥都看不下去。
可他能有什么办法，粮草要靠安东支应，军饷要凤阳拨放，他徐大绥除非去投闯贼，要不然还真没办法走。
直到那天夜里，几个人进了徐部大营。
老友高公公的书信让徐大绥很是犹豫，但那二十万两真金白银和一千多石粮食的诱惑又实在太大。
“我对不住朝廷啊，国事至此，我辈又有甚办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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